編輯手記：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時值2020台北雙年展之際，本期《e-flux》專刊與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美館」）合作，並於2021年推出中文版。本期期刊以「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為標題，探討一個益發急迫的情況：即世界「各地」的人對於居住在這個地球「上」之定義不再有共識——這情況已發展到極端的程度，導致「地球」和「世界」的基礎物質和存在分類已劇烈失衡。在川普就職初期，人們常評批他缺少一致性的策略；但時至今日，我們可見情況正好相反，川普在四年的任期內毫無懸念地展現高度一貫的策略：私有化、政策鬆綁，並將美國隔絕於所有的國際計劃之外。這個策略隱含的訊息再清楚不過：「你和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當對立的族群被一視同仁地劃分為住在不同地球的外星人，政治會變成什麼樣貌？就像這個問題不再關乎於以不同觀點看待相同星球，反而涉及相互碰撞的數個星球之構成和形態。多元主義（pluralism）在此呈現明確的本體論形態，彷彿我們真實地生活在不同地球上，這些地球彼此相互衝突，而這即是本期文章〈應對星際戰爭〉（Coping with Planetary Wars）所探討之主題。

一個接著一個的「世界秩序」一直將地球視為相當同質化的地方，各類資源、不同利益和諸多主權在此皆在同質而包羅萬象的「自然」概念下統合為一。本期探討艾督瓦多‧維威洛斯‧德卡斯特羅（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論述中從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轉變為「多元自然主義」（multinaturalism）的轉向。隨著一連串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s）的來臨，我們也同時見證存在於抛棄地球之人、試著讓地球更適宜居住之人，和宇宙觀始終不符合全球化計劃理念之人之間的分歧。

這種分裂的狀態和許多二十世紀政治生態學策略直接相悖——特別是政治生態學的高風險能為避開政治行動傳統上無趣的談判和商議過程提供正當理由的這個原則。一致同意（unanimity）本該能振奮大眾，為「拯救地球」提供強而有力的改革推動力。然而，在過去四十年間，我們已看到生態學並無法形成團結，相反地，它造成分裂，它讓必須面對其失敗的世代和能躲過其後果的世代分裂；它讓已遭受氣候災害的地區與受到保護的地區分裂；在每個地區中，它在某些階級與因他們的決定而蒙受不成比例之苦果的階級之間造成分裂。除此之外，它也在個人層面上造成我們每一個人之間的分裂：對於我們所面對的每一個決定，我們知道會產生一連串無意之中造成的結果，使我們難以區分正確與錯誤的行動。拉圖曾提到的「新氣候體制」（New Climatic Regime）在各個尺度上都揭示了諸多問題，也模糊了古典政治的版圖1，這即是張君玫（Chun-Mei Chuang）在本期中所述：「我們的地方，並不是保守的，也不是進步的；它是分子的，也是行星的。」

為描繪這種新空間配置，迪佩什．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提出了形構這些星球的簡史，而維威洛斯‧德卡斯特羅和黛博拉‧達諾夫斯基（Déborah Danowski）則探索由歷史哲學轉向空間哲學的結果，「軸心時代」（Axial Age）理論的崩解正是此轉向的縮影2。

一旦建立並假定了這些分裂後，我們該何去何從？在此，我們的目標是試著想像一些步驟，它們並非是要讓這些無法化約的世界進行「對話」——這對居住在這個世界中產生的巨大差異來說是不足夠的——而是要進入外交協商。

這裡所提出的外交（diplomacy）並非存在於民族國家的框架之內，毫不誇張地說，民族國家的框架對新氣候體制帶來許多限制。在國際層面上，許多聯合國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s）的功效只稱得上一般。國家也許在選擇是否停止使用煤炭或立法禁止一次性塑膠製品的使用上有其重要性，但當觸及「跨國界危害」或減少國境外產生的二氧化碳時，就需要想像一個不同於民族國家的框架和跨政府的協商。在本期中，約翰．特瑞許（John Tresch）透過他對「宇宙圖」（cosmogram）的研究，尋找這個待發明的空間表述方式，而艾利卡．博森（Erika Balsom）則關注紀實電影如何能描繪那些發生於「第三語域」（third register）的交鋒。

如亞當．圖澤（Adam Tooze）在他的文章中所主張，外交在此必須被理解為一種協商模式，是發生在在一個沒有仲裁者、沒有更高權力能規範不同涉及群體之行動的世界中。當然，如此採取水平而非垂直運作模式不代表沒有權力的平衡。

臺灣位處於探索這個主題的完美位置，因為臺灣與國際秩序的特殊區隔，臺灣政府一直創造新穎的方式來強調自身存在，例如：它在1990年代就曾資助非洲未來大學（University of African Future）這所塞內加爾菁英式泛非洲大學，亞梅定．肯內（Hamedine Kane）、史帝芬．維列—波特羅（Stéphane Verlet-Bottéro）、歐利（Olivia Anani）和莫奴（Lou Mo）等藝術家和策展人在本期中即回溯該校的歷史。然而，台灣也是能感受地質力量的地方：這座面臨嚴重侵蝕和颱風頻繁侵襲的地震之島，同樣也無法迴避依賴煤炭和開採主義的問題。簡言之，台灣是從地理和政治這二個面向探討地緣政治的理想地點。

以這個新地緣政治下產生的裂口為基礎，我們可以形構一種新形態的外交。如伊莎貝爾．斯丹格絲（Isabelle Stengers）在本期中所著：「『我們是分裂的』應該先要用一種積極的意義去理解它，朝著造成這個分裂的原因去思考，也就是要想想：是什麼破壞了相依（interdependence）作為一種會起作用的政治效應的想法。」從這個角度看，外交官的角色正在變化：這個角色不再只是一國的代表，而是群體依賴關係的探查者，有能力幫助這些群體形構他們必須持續之責任。換句話說，就如保羅．普雷西亞多（Paul B. Preciado）在本期中所寫到，外交官是「認識論的信使」（epistemic messenger）。而接下來需要探討的便是如何建立這些群體，以及如何賦予個人代表這些群體的權利。

當一個世界像吸血鬼般地掠奪另一個世界的資源，一如妠迪亞．亞拉．姬蘇姬迪（Nadia Yala Kisukidi）所提出的，離散者（diasporas）也許能扮演媒介的角色，修補這些被撕裂的地理區塊，她將重點放在同時居住於數個世界的模式，而非為離散者指定地方導向的認同，透過探索這種形式的地緣政治，姬蘇姬迪追溯的路徑不同於連結法國和剛果民主共合國的「貧脊辯證」（poor dialectic）。對許煜（Yuk Hui）來說，外交官的角色突變成「知識製造者」（knowledge producer），提倡以多元途徑理解技術做為基礎的行星化（planetarization），對技術多樣性的新體會也許能幫助我們突破使行星化窒礙難行的全球覇權；同時，阿席勒．穆班布（Achille Mbembe）擔心這樣的情況會導致新形態的「科技分子式殖民主義」（techno-molecular colonialism），因而描繪出不以「透明的普遍主義」（diaphanous universalism）為基礎，而是建立於人們的「共有性和不可計算性」（commonality and incalculability）之族裔輪廓。

皮耶爾．夏奔尼（Pierre Charbonnier）則採用較傳統的國際外交定義，敦促生態學論述改變現有的道德主義論調並發展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方法。他將中國宣佈2060年達成碳中和的目標，視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施展影響力的作法，揭示一種非民主的生態學正在崛起，而這種脈絡對歐陸那些透過共識提倡生態正義卻又因此限制自身捍衛實質利益的環境運動具有啓發意義。

不過，就算對這個情況採取如此「現實」的方法，我們真的能想像與所有人進行協商嗎？大家都熟知「和恐佈份子沒有商量的餘地」的原則，那國家補助禁止合法墮胎的恐佈呢？普雷西亞多指出從美國到阿富汗等眾多國家，都針對墮胎實施各種壓迫性政策，在這個例子中所需要創造的外交就必須結合反抗邏輯，否則這個科技—父權陣營的反對方將失去一切談判籌碼。

對圖澤來說，他則希望闡明能讓對立陣營對話的模式：我們無法與那些享有高度特權、抛棄地球而飛向「脫逃星球」（planet escape)）的人協商3，這樣一個不負責任而幾乎無視大眾生命價值的計劃，只能被視為是危害人類的犯罪，而對這樣一個計劃的充份回應不是外交（水平的）協商，而是按階層組織（垂直的）審判。根據圖澤的說法，人們愈來愈擔心這個世界可能會變得不適宜居住，這使生態學從具有高度哲學強度的問題轉變成一個愈加可信的理由，他對此做出結論：「讓我們把握每一個『外交新碰撞』的機會，但也要明瞭我們的工具清楚顯示之危機的強大威力」，同時，在傳統政治領域中，「我們不可忽視具互補效果的行動」。

本期專刊的出版正值2020台北雙年展展期，實體展覽於2020年11月21日開幕。雙年展如此提問：一個展覽做為概念思辨的載體，如何能超越實體美術館的境域，對當前情況所造成的混亂提出質問？諸如人類與非人類世界之間的相互依存等題旨（2018台北雙年展）已藉由將美術館轉化為生態思考和實驗的行動基地進行探討。本屆雙年展中則展出一系列思想實驗，毫無懸念地將行動視為首要目標，因此，本屆雙年展及公眾活動不僅涵蓋展出的57位藝術家及藝術團隊，也結合與多門學科的學者專家和學校科系進行的合作計劃，這樣的參與行動引進「政治和外交合縱連橫」（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tactics），以探究人類與非人類世界的碰撞火花。

在這個分裂的狀態中，最後的「共同點」就是我們都有面對未來的責任，從這個角度來看，接受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也許能有效釐清一個重點：這能讓我們知道誰是盟友、誰是敵人。這種「外交新碰撞」（diplomatic encounters）的可能性尚待建構，但以此為目標已是不同於戰爭和衝突路徑的激進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