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戰

Ola Jasionowska繪製之波蘭女性罷工（Ogólnopolski Strajk Kobiet）圖像。

若要為某種改革現況繪製一張思維模式圖，我們不僅要紀錄政治主體化過程、新實踐與新語言的發明，還必須紀錄種種反改革手段──那些由科技父權與後殖民組織所操縱，為了防止深層社會與政治轉型的策略手段。而編繪一張剛起步的改革地圖，必然也是一張計算我們身體裡藏有多少敵人子彈的統計圖。

就在不久前的10月22日，包括美國、巴西、埃及、波蘭與匈牙利等32個國家，簽署《日內瓦共識宣言》以確認其禁止現行墮胎權相關法律的政治慾望。一個新的科技父權（techno-patriarcal）集團正以全球的規模發展成形，為了對抗此一極權新自由主義，抵制行動的策謀乃刻不容緩。

同一天，波蘭憲法法院宣告因胎兒畸形而墮胎（迄今波蘭90%自願終止妊娠的原因）乃是非法行為，從而使合法墮胎在波蘭境內幾乎不可行。波蘭原本就是歐洲在相關法律限制上最嚴峻的國家之一，先前只有以下幾種情況允許墮胎：遭到性侵、亂倫、危及孕婦生命或無法逆轉之胎兒畸形，如今釋憲後無疑是雪上加霜。歐洲理事會人權專員米哈托維奇（Dunja Mijatovi），敦促國會議員否決這項法案，惟法案仍獲波蘭極端保守政黨法律與正義黨（PiS）、反政黨政治運動（Kukiz）、波蘭農民黨（PSL），以及由米凱（Korwin-Mikke）為首之極右派議員支持通過，隨後並為憲法法院認定合憲。

波蘭釋憲的幾個小時後，當全球正籠罩在重大傳染病疫情防治管理所引起，以及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12天所產生的資訊迷霧裡；巴西、埃及、匈牙利、印尼、烏干達與美國籌劃了一場線上國際簽字儀式，由華盛頓轉播；目的是透過虛擬網路，與其他27個國家完成《日內瓦共識宣言》線上簽署——之所以這樣命名，乃是因為簽署儀式本應在世界衛生大會於日內瓦召開時進行，然大會卻受到全球公共衛生危機衝擊而延後舉辦。

《日內瓦共識宣言》以縮限修正《世界人權宣言》的姿態提出，這個宣言要「進一步強化聯盟國達成四大目標：（1）改善婦女健康、（2）維護人類生命、（3）強化家庭為社會基本單位之地位，以及（4）於全球政治脈絡下保障國家主權。」例如，制定墮胎相關法律的主權權利屬於各國，不應受外力施壓。1

進行這場線上簽署儀式時，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阿札爾（Alex Azar）特別強調「每個國家擁有決定其墮胎相關法案的主權意志」，並指出「墮胎不是一項國際人權，國家沒有義務給予資助或使之更為簡便。」匈牙利家庭部長諾瓦克（Katalin Novák）則肯定「保障婦女身為人母的權利」之重要性。

然而，誰來保障一個與生俱來就被賦予女性性別的身體，作為女性性工作者、作為女同志的權利？包括身為人母之性工作者或女同志的權利？以及作為跨性別者的權利，包括跨性別者為人父或為人母的權利？抑或自我定義為非二元性別的權利？去掉性別認同的權利？再者，倘若人類生命的繁衍在簽署國眼裡如此重要，何以沒有類似的法律來管理勃起、男性射精與精液流量？

若將《日內瓦共識宣言》視為單純的虛張聲勢、某種媒體宣傳抑或政治威嚇儀式，那就太天真了。上述這些當然無庸置疑，但不只如此。該宣言獲得一連串已在數個國家推動的法律改革所支持，不但有波蘭和匈牙利，還有巴西與烏干達。而實際上，這場簽署儀式結束的幾天後，反墮胎人士艾米．康妮．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t）即被任命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進一步強化了這份宣言。

在所謂西方民主政治的脈絡裡，《日內瓦共識宣言》是新自由主義過渡到新「極權自由主義」（讓我們重拾身兼哲學家與法學家的赫曼．赫勒〔Hermann Heller〕的用語，這是他對德國威瑪共和國直到1933年毀滅前的統治方法的形容）的又一徵兆。詭異的是，與這則《日內瓦共識宣言》最相似的言詞，是出自希特勒於1937年11月5日所發表的演說：有鑑於捍衛德國民族之「生存空間」（espace vitale，德文為Lebensraum）的必要性，決議併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

這張1917年的法國宣傳海報委託繪製了一張地圖，將普魯士描繪為一隻伸展觸手爭奪控制權的章魚。此圖的標題加上18世紀的語錄：「即使在1788年，米拉波（Mirabeau）還是說戰爭是普魯士的民族工業。 」圖片：Maurice Neumont,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生活空間

以法論法，《日內瓦共識宣言》是國家主權的擴張與強制，使其對抗並凌駕《世界人權宣言》2。從政治角度看來，這份宣言是一種併吞子宮的行為，將子宮視為其領土並聲稱國家擁有絕對主權；視為其施展佔領手段的「生活空間」（espace de vie）。如果我們出於各種身體與性別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認為國家領土的政治概念、邊界的保護與延伸僅涉及土地，那就錯了。國家主權——既是父權制亦是資本主義的——正是透過超越皮膚的限制、滲入身體內部，且指派某些器官為它的「生存空間」（espace vital）這樣的意志來自我定義。

這份由32個國家所簽署的宣言，是一場對身體——簽署國以「婦女」這樣偏頗的字眼稱之——的外交攻擊。這些「婦女」在各自所屬的國家裡，並未被視為完整的政治主體，而被視為國家主權可染指的「生活空間」。

《日內瓦共識宣言》讓我們得以擬定出父權在當下的定義：這是一種政體，宣稱女性、孩童、同志、跨性別者與非二元性別的身體均為其領土，由國家主權統治。男性與異性戀者的身體，其器官與繁衍後代的精液，則被宣稱具有無上主權，國家無權立法來左右其私人或公開用途。性別差異的結構原本即是一種強制支配，卻又嚴重不對稱：在父權政體裡，男性身體必須如國家的軍事武器般運作，專門用來佔領並擴張生活的空間，與此同時，女性身體則代表著被併吞的領土、等著被佔領的一塊殖民地。

而同樣的概念可以用性別—政治的等式來表示：敞開的洞／精液的射出 = 國家主權。

正如1937年德國「捍衛生存空間­」宣言導致兩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32個簽署國的「捍衛婦女的健康與生活」宣言，是科技父權國家聯盟一起向地球上所有自由的肚皮宣戰。宣言提及的要點，證明當今全球經濟最重要的戰爭不僅與生產方式有關，更深入涉及生命繁衍方式的佔有。活生生的人體（corps vivant）之於21世紀，等同工廠之於19世紀，是政治鬥爭的核心場域。在此我們要問的並非身體是否取代了工廠，而是徹底領悟：活生生的人體即是工廠。活生生的人體不是個單純的解剖學物件，不是個自然的有機體，而是我所謂的「體質集合」（somathèque）3：一個藉由歷史、集體建構而來的政治空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當作物品來對待，更不可能成為主體的私有財產。「體質集合」可以粗暴地客體化，例如在集中營；亦可被徵用，例如在奴隸制度裡，但它永遠不能徹底淪為一個物品或一份財產。

無產階級和種族化的身體，以及擁有潛在生育能力之子宮的身體，是16世紀末以來殖民資本主義最重要的活機器：無數非洲人的身體，在棉花田、菸草田與礦場裡中被當作活機器使用；原住民可交易的身體儘管未被當作奴隸控制，但卻被當作手、腿、肌肉來搬運重物，直至死亡；抑或被當作性的身體與可穿透的孔洞；而無產階級的身體如同人形機器被安插在生產線上，必須隨著大機具的節奏運轉。

不過，在所有活機器裡，沒有任何一種像擁有具生育力之子宮的身體那樣遭到剝削，且是以如此令人厭惡又節慶化、如此優越高傲又神聖化的方式進行。父權式與殖民式的現代醫學將子宮定義為屬於女性生殖系統的器官。這個定義是套套邏輯同語反覆的：女性的概念指向子宮，反之亦然，一如無止盡的迴圈。4面對性別差異認識論的論述，我提議不要將子宮視為「女性」（la femme）的自然器官，而是一個等待被征服的政治領土，如同各個政治集團爭相掌控的「生存空間」。子宮是個布滿血管的內部肌肉囊袋，懸浮在某些身體的腹部，具有變形與不尋常的生產能力：它的直徑可以從3公分變成30公分，當它作為生命孕育成形的空間時，重量可達將近10公斤。

然而，作為一個極具強度彈性的腔室，子宮並非一封閉空間：若是如此，它便不會具生育能力。進入這個「生活空間­」的通道，一般包括外陰，會陰，陰阜、大小陰唇、陰蒂、外陰前庭、前庭大腺，以及纖維肌肉構成的中空管道，從外陰通往子宮。子宮轉變為生育空間並不是自發的（需要有意圖的授精過程），也因此我們無法將女性與子宮畫上等號。從哲學的角度而言，比起「女性」，我更傾向採用「擁有潛在生育能力之子宮的身體」這樣的說法：女性做為一種類別，乃是將其身體簡化為具有生育潛能的結果。此一類別會掩蓋了當男性與女性被截然劃分，成為異性生殖互補的兩極時所造成的性與妊娠剝削的過程。

不是所有女性都有子宮，也不是所有子宮都具備生育能力。企圖藉由兩者之間的生育關係來定義女性，就如同僅以農作經濟來界定種族化的身體，或是根據工人創造的利潤來定義工人身體的存在一樣，都過於簡化。

科技父權地圖集

我們必須把簽署《日內瓦共識宣言》的32個國家一一列舉，好繪製出以全球規模建構起來的科技父權新集團地圖。以下根據字母順序排列：巴林王國、白俄羅斯共和國、貝南共和國、巴西聯邦共和國（活動共同發起國）、布吉納法索、喀麥隆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剛果共和國、吉布地共和國、埃及阿拉伯共和國（共同發起國）、史瓦帝尼王國、甘比亞共和國、喬治亞、海地共和國、匈牙利（共同發起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共同發起國）、伊拉克共和國、肯亞共和國、科威特國、利比亞國、諾魯共和國、尼日共和國、阿曼蘇丹國、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波蘭共和國、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塞內加爾共和國、蘇丹共和國、烏干達共和國（共同發起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美利堅合眾國（共同發起國與地主國）以及尚比亞共和國。還不快把這些國名記在你優先前往的旅遊清單上！

世界是分裂的，照拉圖的說法，跟性和生殖政治有關的世界還比環境政治那廂分裂得更徹底。一場新的激戰將世界分成兩個集團：一邊是科技父權帝國，一邊是還可能談判生育主權的領土。然而，這份共識究竟是基於什麼共同點而得以實現？川普的部長和那些跟他平起平坐，來自阿富汗、巴基斯坦或利比亞的國家代表圍在同一張桌子前做什麼？篤信天主教的波蘭與印度尼西亞這樣一個穆斯林政權共同簽署了一份性別政策條約？如何解釋那些捍衛白人至上主義的國家與15個非洲國家共同簽訂一份宣言？在這場激戰裡，劃分集團的標準很顯然地並非伊斯蘭／基督教的對立。

恰恰相反，這些神學—政治國家（天主教也好、穆斯林也好），他們在其他領域互不相讓，卻在剝削女性養育工作、貶抑女性、恐同症與跨性別恐懼症等方面找到共鳴。面對那些自由的肚皮，面對女同志、性自主的女性、女性性工作者、跨性別者、酷兒與非二元性別等的身體，西方基督教與伊斯蘭之間、北方與南方之間原本明確的政治區隔變得模糊了。面對這些愉悅與生育器官的性與生殖力量，敵對與同盟重新洗牌：一邊是家父長，另一邊是這個世界中那些性的洞穴，非二元性別的身體、潛在可吸吮的嘴、潛在可插入的肛門、潛在可生育的子宮。

讓我們檢視《日內瓦共識宣言》背後的政治—性別人口統計。每個簽署國平均有1,500萬人民擁有潛在可生育的子宮；除了巴西、美國和奈及利亞，[footnote〔譯注〕奈及利亞禁止墮胎，但目前並非《日內瓦共識宣言》的簽署國。]在這三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裡，擁有子宮的身體約有3,75億。整體看來，我們可以說受到《日內瓦共識宣言》影響的身體大約有8,25億。世界衛生組織將墮胎權定義為 「全球女性的權利」，5提醒我們全世界每年有4萬7 千至5萬5千名婦女因接受不安全的墮胎手術而死亡；另有5百萬名婦女在這類手術下遭到嚴重損傷，導致後來不孕或是演變成慢性病。而隨著《日內瓦共識宣言》所主張的新限制，以及波蘭和匈牙利所實施的法律，這個數據可能會大幅攀升。再者，正如波蘭女權主義者瑪耶夫絲卡（Ewa Majewska）所指出的，墮胎始終有其階級性：死去的，向來都是那些沒有能力出國進行自願人工流產手術的婦女。這場對抗子宮的激戰，也是一場對抗貧窮工人階級的戰爭。6種族和移民這兩條政治戰線上的死亡人數也會增加。在這層意義上，反對子宮主權的《日內瓦共識宣言》將是死亡政治（nécropolitique）7的措施中最大、最重要、最粗暴也是最致命的一項，它不僅會造成更多的性別和性的不平等，亦會加深更多的階級、種族與遷徙的不平等。

事不宜遲，面對這個科技父權集團的暴力宣言，我們應該追隨波蘭的女權主義者、酷兒與跨性別者群體的建議，推行以下幾個反抗策略：

1) 儘快透過一切實質或是模控式（cybernétique）手段，加入波蘭的革命示威行動，這是當今最積極活躍的抵抗陣線。

2) 建議這32個國家中那些擁有子宮的身體，盡快停止在其國土上進行未戴保險套的插入和射精之異性性行為——任何的意外都會導致主權衝突，演變為這個國家與子宮擁有者的身體之間的戰爭，且最終只能透過鎮壓或是這名子宮擁有者的死亡來解決。

3) 同志之間的性行為、手淫、生態性愛（écosexualité）、戀物癖與體外射精、情趣用品的使用與非異性戀者的狂歡都是相當推薦的政治抵抗手段。

4) 我們懇請所有仍生活在墮胎合法集團的協會或居民，盡快寄送緊急事後避孕藥和墮胎藥給這個科技父權集團的不同群體。這類運送可透過私人郵遞服務，或是能裝載墮胎藥跨越邊境的無人機來達成。

5) 要是《日內瓦共識宣言》中所發佈的準則將於法律與政治層面實施，建議所有擁有潛在可生育之子宮的人，向那些未簽署此宣言的國家尋求政治庇護。倘若非《日內瓦共識宣言》簽署國接納了這些請求，則意味著8,25億個身體的移動，那麼這將會是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類遷徙。

而這樣的移動，將會以「子宮的大遷徙」之名廣為流傳。

眼前的問題是，這個因生殖上的分裂而造成政治對立的世界，能否如拉圖所提倡的，訴諸外交解決？或是某些身體只能任人宰割，只能承受暴力，而外交手段對此僅是無能為力？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曾分析猶太大屠殺否定論，以及大屠殺後的數場審判，而闡發了「衍異」（différend）概念，以解釋我們難以、甚至無法將法庭的存在視為中性空間，亦即一個可謂外於歷史，而正義得以在此實現的空間。同理，在家父長政權跟性化身體當前的衝突中，外交不會理所當然地發生，而需要我們創造一處空間，發明一套足以禁止施暴的語言遊戲。如果外交正如斯丹格絲（Isabelle Stengers）所主張的，必需恰恰位於各關係方交戰之處，那麼性和生殖政治應是外交的飛地。弔詭的是，明明父權的代理人與那些生殖化和性化的身體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甚至是同床共枕，雙方卻無法平心靜氣地坐上同一張談判桌，原因無他：這張桌子就跟家居空間和那張床一樣，早已是暴力的淵藪，將性化身體當成任人宰割的獵物。

從哲學的觀點來說，我認為重要的是不該讓政治抵抗的邏輯跟外交的邏輯相對立。面對這個世界在生殖議題上的分裂，為了將外交作為一種具有可能性的政治行動類型，我們勢必要把外交視為一種認識論的策略：我方的外交官不會跟那些父權制代表沆瀣一氣，而是會藉著記憶、鬥爭、生存和抵抗的實作，創造另一種為活生生的身體而設的認識論，取代那張二元的談判桌／表格（table）8，取代異性戀父權制度的認識論。斯丹格絲向環境運動分子借了一句口號：「我們自然要自衛」以論證一種相互依存的新認識論，其中「自然」再也不只是某種外在事物。換到性政治的領域，那句口號得要轉為：「我們活生生的身體就是另一種認識論政體存在的證據。不是二元的，也不是父權制的。」認識論的信使，才是我們的外交官。唯有在一張有騰挪餘裕的認識論談判桌／表格，身體才能擺脫舊有桎梏，讓掠食者與獵物角色能重新洗牌，雙方運用暴力技術的方式也得以重新整頓。